魏育青：我们曾经走过的“非开源的翻译时代”

【译者简介】魏育青，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德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在教学科研之余，他潜心文学和社科类的翻译研究工作，译介了包括巴特《罗马书释义》、格拉斯《母鼠》、耶里内克《死神与少女》、里尔克《布里格随笔》、茨威格《人文之光》、西尔伯曼《文学社会学引论》、霍尔特胡森《里尔克》、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等一批名家名作，并参与主编侧重译介的《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8卷）。

魏育青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92年赴科隆大学攻读博士，1995回国后走上德语教育的道路，是中国近现代较为杰出的译者和语言教育家。

谈到自己所在年代的翻译工作，魏育青表示，那时候可不像现在这样是一个充分开源的时代。现在安装个词典APP或者在百度等网页上运用翻译功能，就可以瞬间找到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翻译资料。而那时候，当下我们认为唾手可得的资源是不能想象的。

“80年代中期，那时候条件比较差，调研信息都非常困难：去图书馆查资料要凭工作证，还要有相应的职称，否则某些阅览室是不能进的。比如说书中提到了一幅世界名画，今天你在网上一搜就可以找到，再不行还可以发Email问外国朋友；当时要查，很困难。”正是为此，魏育青坦陈，“所以现在回头看那时的翻译，可能会有一些硬伤。”

“但是，当时翻译界的风气比较好，翻译者的认真与投入绝不输于今天。” 魏育青说，“那时候，大家都把文学和人文科学的翻译当做重要的事情来做，能发表一部译作也觉得很光荣，因此肯下功夫。还有那时候人比较单纯，不像如今，社会价值多元化。”

对于自己踏上翻译这条道路的初衷、对于中德互译中遇到的困境与应对、对于诗歌与科普类文体的译法差异、对于改善当下翻译环境和保护译者创作热情，魏育青老师以自己在翻译实践中遇到的实际情况，现身说法，进行了一一解读和探讨。

以下为访谈实录：

 

初上翻译道路

Q：能不能回忆一下，您最初是怎样走上翻译道路的？

A：我是在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第一批考上了大学，学的就是德语专业。毕业之后，有几个同学分配在上海译文出版社。那时候，像《外国文艺》这样的杂志在上海滩乃至全国十分风靡，介绍了众多海外作家及文学作品。藉由这样的关系，我时常为杂志翻译些小东西，一些短篇小说等。

还有就是，我走上翻译道路和当时老师对我的鼓励也是分不开的。 在80年代中期，当时国内的一些学者，如刘小枫、甘阳等人组织翻译一些丛书，介绍国外经典，我开始翻译一些长篇的作品，如传记《里尔克》、小说《布里格随笔》（即《马尔特手记》）等。

在80年代后期，我出国留学，一度中止了翻译。 94年回国之后，我在教学科研之余，也做一些翻译。影响较大的有卡尔•巴特（Karl Barth）的《罗马书释义》，当时学界也比较认可，还得了奖。另外我也翻了一点尼采的东西，还有一些美学、哲学的文集；在文学方面翻了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和茨威格（Stefan Zweig）等人的作品。

现在，我有时间的话，还是愿意做一些翻译，因为接受的工作如果是自己感兴趣的内容，那么困难一点也愿意做下去。

Q:您翻译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A: 在80年代中期，我还在华东师范大学做老师，那时候条件比较差，调研信息都非常困难：去图书馆查资料要凭工作证，还要有相应的职称，否则某些阅览室是不能进的。比如说书中提到了一幅世界名画，今天你在网上一搜就可以找到，再不行还可以发Email问外国朋友；当时要查，很困难。所以现在回头看那时的翻译，可能会有一些硬伤。

但是，当时翻译界的风气比较好，翻译者的认真与投入绝不输于今天。那时候，大家都把文学和人文科学的翻译当做重要的事情来做，能发表一部译作也觉得很光荣，因此肯下功夫。还有那时候人比较单纯，不像如今，社会价值多元化。

说起翻译的困难，文字处理和内容表达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首先是中德文语法的差异，常常会让译者有种穿着紧身衣的感觉。我之前翻过尼采的一本书，出版方转达的意见中认为复数一定要体现出来。就比如说Völker这个词，就要翻译成“诸民族”。这样本来译成“民族与文化”的地方，就得改成“诸民族与诸文化”，这样的情况多了或许就显得生硬了。

反之，中翻外亦然。六十年代初有部中国电影叫《达吉和她的父亲》，这里的“父亲”暗指达吉有两个父亲，一个生父、一个养父。中文的语法并不体现“数”的变化，这给解读题目留下了更大的阐释空间，可是翻译成德语避免不了要碰到这个问题：翻成Vater吧，不符合故事情节；翻成Väter吧，就剧透了！

还有你在翻译中的取向问题，你如果希望表达得“顺”一点，可以走“归化”的路线，一般国内读者比较认可，出版社也会比较欢迎；但是你也可以走异化的路线，引进异域的表达方式，这就可能有一些风险，别人会觉得不顺畅。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汉语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一些早先不能被人接受的，现在已经成为了汉语的语汇，所以说，翻译是对祖国语言的丰富化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的起点，你的表达可能会遭到拒绝和引起反感。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Q: 所以，您认为翻译文学作品更应该归化还是异化？

A: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是“归化”好还是“异化”好，因为各有利弊。所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我这里有一个例子，江妃采苹全唐诗（卷五）《谢赐珍珠》，你看原文是这样，下面分别是歌德和卫礼贤的译文。歌德不懂中文，他可能是通过别人的讲述或者其他语种的译文了解到这首诗，从德文的表达来看，无疑是歌德翻得更传神，但是对比原文，却似乎有很大的偏离；而卫礼贤是个汉学家，他的译文几乎逐词逐句都能对上，从表达来看却显然没有那么顺畅。在外译中时，也会遇到这种情况，所以“信”与“美”是很难平衡的两个标准。

有个学生在研究德国十四行诗汉译的特点，发现比如“ABBA”这种韵式，中国人读起来可能不舒服，我们更习惯于“ABAB”或者是“AABA”，那这时候译者该怎么处理？如果你保留原文的韵式，读者会觉得拗口；有的译者会换用中国人喜欢的韵式，或者干脆不用韵脚，彻底放弃形式移植的努力。

我们再来看社科方面的翻译，这时会出现新的困境。比如一部书中有个一以贯之的概念。一种处理方法是，在不同的段落中选择根据上下文含义选择不同的词汇，这时候从局部来看，这个词的处理很贴切，但是这种“一贯性”就不存在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孔子的“仁”的观念的翻译。西文中的处理方式非常多，如“Humanität”，“Menschenliebe“, „Güte“, “Zwischenmenschliche Beziehungen“ 等等，某一种译法放在特定的位置是合适的，但是贯穿全文就未必；也有人干脆把这种概念引进，用拼音翻译，让读者自己体会“仁”在不同语境下的含义，那怎么说哪种译法更好呢？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文学、影视作品采取了不同翻译策略。比如电影《Speed》被翻成了《生死时速》，就很有画面感，如果翻成“速度”，观众说不定以为是科教片；《David Copperfield》译为《大卫•科波菲尔》，早期也有译本叫《块肉余生记》；《Uncle Tom's Cabin》有翻成《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也有翻成《黑奴吁天录》的。这也体现了翻译的多元化倾向，所以对于翻译而言，唯一的答案是不存在的。

Q：那您认为怎么评价译本的好坏？

A：诚然，不同的译本可能会有优劣之分，但是评价译本的“尺子”应该是多元的。简单地把几篇译文放在一起，我很难说哪一篇是最好的。用不同的标准去判断，会有不同的结果。翻译批评家应该先去了解译者主观追求的标准，然后再去评判译者是否达到了这个标准。有的译者选择了某种策略，没有达到某个标准，其实是“非不能也，乃不为也”；但是也有的翻译则是能力所限，犯了错误。

比如说人名的翻译，就像刚才提到的“Richard Wilhelm”，有人翻成了理查德•威廉，那显然他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知之甚少。还有翻译界常提的那几次笑话，把“Mencius”翻成“门修斯”，殊不知那是孟子的拉丁文译法；还有人把Chiang Kai-shek翻译成“常凯申”的。这些是比较常识性的问题，有一定公论。

在翻译界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不同的人名从不同的源语译入，就会有不同的译法。Chlodwig译作“克洛维”还是“路德维希”，这和名字在不同语言中的前后变异有关。再比如Karl der Große，有的书中翻成卡尔大帝，有的书则翻成查理大帝，可能是分别来自于德语和英语。我个人主张是文从主人，是哪国人就按照那国语言翻译，有一个统一的规范，最好再加注原文，否则读者就会搞不清谁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