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璋：像做翻译一样做人做事做文章

78岁高龄的著名翻译家、被译界誉为“傅译传人”的罗新璋，深受法国文化的影响，爱喝咖啡、爱听肖邦的他也很善于发现和享受生活中的乐趣。

他的书房满满的几大柜书，法语原著上逐字逐句抄注傅雷译文的手抄本、在巴黎国立图书馆手抄回来的《巴黎公社公告集》等因为摆放不下只能呆在书房一角的地上。在一屋书香中，罗新璋向记者娓娓叙述了被他自嘲“翻译的太少”、“一事无成”的翻译生涯。

罗新璋上述的自嘲，主要是受到傅雷先生训言的影响，“傅雷先生说过，即使最优秀的译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过则求其勿太过，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罗新璋表示，“蝼蚁浮生，一辈子无非也像做翻译那样，在‘过’与‘不及’之间做人、做事、做文章。”

记者：目前为止，您一共翻译了多少字的作品？您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

罗新璋：我一共翻译了一百多万字。最喜欢的是《列那狐的故事》，放开了翻。《管锥篇》中讲“以文为戏”，这本书我翻得最愉快，也有点文字游戏，如以佛经四字一语的句法，译修道院长老的教诲口气。

记者：您翻译名著《红与黑》之前，已有很多流传广泛的译本，但您的译本被公认为重译外国文学名著的优秀之作。全书四十万字，您两年完成，刻意求工，您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罗新璋：笨人用笨办法（笑）。翻译长篇有个摸索适应过程，试笔花去我几个月。后决定早起译书，从凌晨四点到七点，三小时没有任何干扰。当翻译时卡住了就看傅译取经。然后细细读《红与黑》，不认得的字也不翻字典了，一遍遍看，脑中边看边翻，逐渐由法文变中文，模糊思维，“放开手来”任意译。这样早上译得千字，白天有空再翻书润文，到晚上临睡前重新复核一遍。全书四十万字，用一年多时间译得初稿，第二年再改再抄，两年译完，每天只合得五百字（笑）。

记者：您翻译的《巴黎公社公告集》被史学界认为是“重现公社光辉业绩的历史文献”。您能谈谈这次翻译吗？

罗新璋：1973年我赴法从事出土文物展的翻译工作。那年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我有幸看到了巴黎公社公告原件，几乎包括全部公告，现存360多件公告有的是原件，有的是校样，有的是从墙上揭下的，还有硝烟弹痕，接触这些实物好像接触到了真实的历史。这些公告非常有文献价值，我决心将其译成中文。

当时复印术不普及，拍成照片成本又太高，需近两万法郎，所以我决定抄录。每天抄十件，一共抄了一个多月，走的那天还在图书馆核对到下午一点多，抄稿整整六厘米厚啊，抄，核，再加上展会事宜，一个多月没怎么睡（笑）。

回国后我选了几份，写了介绍文章登在《人民日报》，后来我把搜集到的389件全译出。这本资料集成，印了三万多本，在今天不可想象。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曾著文推荐此书，称其中200多件是国内第一次翻译，是重现公社光辉业绩的珍贵文献。

记者：您在外文局工作时开始从事中翻法的工作，把中国文学翻译为法文版。无论是中译法还是法译中，您认为，翻译的技巧是什么？最困难的是什么？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翻译者？

罗新璋：我曾说“精确未必精彩”，好的翻译在准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还需要精彩的表达。傅译严谨而又灵活，时有警句妙语，读来很有味道。文字要推敲才有质量，字典翻译、直译是永远不好读的。文学翻译，固然是翻译，但不应忘记文学，也是一种艺术实践。如在《贝姨》中，原文直译之意“难道我把手伸进人家托我保管的钱柜里了吗”，傅雷用“监守自盗”四字就把意思说清楚了。

傅雷翻译求“神似”，钱锺书标举“化境”，严复讲译事有三难，信达雅。所以我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把我国1700多年的译论概括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我想，翻译需要技艺、聪明、巧思、智慧。

记者：您曾说过，做翻译首先要提高艺术修养。对现在的年轻译者，您有什么忠告吗？

罗新璋：这就是艺术修养（指着客厅摆放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画笑），这是仿画的，我每天欣赏，做翻译需得点“洋气”吧（笑）。东西方文化差异很大，译者对西方文化得有所了解，形成风格，更有赖于从小的艺术熏陶，接受西方的语境。我在外文局工作时，特别爱听贝多芬《即兴合唱幻想曲》，因为经常听，女儿两三岁时就会哼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