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诗歌的最高境界 ——黄运特访谈录

人物简介：黄运特，诗人、译者，曾任教于哈佛大学英文系，现任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英文教授。他的诗歌翻译、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在大洋两岸颇有影响。他是第一个把庞德的《诗章》翻成中文的译者，也是第一个在学术上提倡“跨太平洋文学”概念的学者。他的英文近作《陈查理传奇》在美国文坛风云一时，受到新闻媒体的高度重视，荣获爱伦坡文学奖和 2014年美国古根海姆奖提名。
 

作为诗歌翻译界的大家，黄运特教授在2014 年美国比较文学年会期间，接受了《外国文学研究》记者的采访。在访谈中，黄教授结合他把庞德和美国当代实验诗翻成中文、又把中国古诗翻成英文时碰到的问题，就诗歌翻译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在总结自己多年从事诗歌翻译和双语写作的经验时，黄运特教授表示， “翻译是诗歌的最高境界，因为翻译是语言的诗性归属，是它的死亡与再生，而诗歌是翻译的最佳实验室。”

以下为访谈全文：

张：您最喜欢翻译哪一类作品？ 

黄： 我最喜欢的是诗歌翻译。我将英美现代诗翻译成中文，又将中国古典诗翻成英文。 翻译的英文诗都是现代派、实验性的，而我翻译中国诗也是一个实验。 

张：那如果我说您的诗歌翻译本身是一种诗歌实验，您同意吗？ 

黄： 当然。我喜欢现代派和实验派的诗歌，因为它们突出了语言的特征。这种诗歌经常被指责为文字游戏，只顾形式不顾内容，但其实对形式的关注是对语言的探索，我觉得这种诗歌很能体现英文的技巧、特色。形式陈旧的诗，即使内容新颖，也无法体现语言的特色。翻译涉及语言的比较，是对两种语言特色差异的摸索。翻译必须考虑怎样把语言特色表现出来。实验派本来就关注语言，再经过翻译就更能体现语言的特色。 

张：这就涉及到语言差异和可译性的问题。英语、汉语差异很大，有时候就像油画和国画的区别一样，虽然都是绘画，但是介质不同，各有各的特色。英语现代诗的特色体现在其对英语传统的突破，这种突破可以移植到中文里来并且产生类似的效果吗？ 

黄： 原文中比较新颖的表达，如果用中文的俗语来套，就没多大意义了，可这正是许多人翻译形式创新的作品时容易犯的错误。翻译现代派的诗歌有利于探索汉语新的表达方式，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欧化就是通过翻译探索汉语的发展之路。不是有个比方吗，翻译就好像住在两栋楼里的两个人，在楼上打开窗户互相叫喊时，由于距离太远，听不见，没法交流，于是他们走到地下室去，下面有一个通道。也就是说在平常的层面上他们没法交流时，可以在各自的语言大厦里往下走，或者两人都走出来，对吧？但是彻底走出来不可能，因为人是居住在语言里面的，但至少可以更深入地挖掘。语言学家 Jean Lecercle将存在于语言规范的威力之下，受到语言规范压抑、排斥的表达法称为“残余”（remainder），假如两种语言的“残余”可以沟通的话，就可能是一个捷径。 

张：这个比喻很有趣，可以给一些具体的例子以便于我们理解吗？ 

黄： 比如北岛约我翻译的美国当代诗人迈克•帕尔玛的作品里面有一句，the words and half words, 我把它翻译成“一些词语和半词语”。当时北岛就问我，为什么不把 half words译成汉语现成的词汇“只言片语”，听起来不是更美吗？“半词语”是比较拗口的，但是你如果对英语理解得比较透的话，你会知道 half words 是生造的，是诗中疯子说的话，假如译成“只言片语”就无法表现出语言疯狂的特性。所以你只能直译，在直译中出现了两种语言的“残余”相互碰撞、沟通、结合的机会。

你看我的英语诗集叫 Cribs。Crib 一词就有直译的意思，就是逐字翻译，是尚未串通、没润色、还没成为最终产品的翻译，两种语言还在地下室中进行私下的交流、交手，还没有抛头露面的，还处在临时、探索、实验的状态。 

张：您翻译了庞德的《比萨诗章》，在 SHI的序言中，您也提到庞德对您的翻译观的影响，您刚才说的观点也是受庞德的启发吗？ 

黄： 是的，我是从庞德那里学过来的。有人批评庞德的翻译不准确，误解中国语言的本质。而庞德是继承了费诺罗萨对中国语言的理解。从正统的语言学角度来讲，他们对于中国语言的理解确实是错误的。但是他们研究的是诗歌，是语言的诗性，而诗性是不好专门用语言学来解释，甚至用修辞学也都解释不了，这就好像是语言里的潜意识。

庞德对中国文字的理解，是超出语言学之外的。譬如，庞德认为“东”（東）字是一个太阳卡在了树梢上，因此指东方。对庞德来说这是自然的语言，是很形象的。但是很多时候他对汉字的理解是与词源不符合的，是臆想出来的，但是诗歌和语言学并不是一回事。诗歌语言本来就像疯子一样，我不是在说浪漫主义说的非理性什么的，我的观点是，诗歌本身就是对于语言的探讨。庞德说，作家诗人是每个文化、种族的天线。翻译好像是两个天线在互发信号，来来回回，意义是很深远的。 

张：庞德是借鉴东方、借鉴中国的文字、文化对英语诗歌进行创新，您将庞德翻译成中文时，让庞德回到中国时，这种创新在翻译里如何体现呢？ 

黄： 庞德是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他是一个翻译诗人（a translational poet），他的《诗章》中用了二十多种语言，人家问他为什么要在诗歌中用那么多种语言，庞德说，人类智慧的总和，不是任何一种语言能够容纳的，没有一种语言能够单独表现人类各种方式、各种程度的智慧。他引用那么多语言的原因，就是将人类语言的精华、最精粹的表达方式用到他的诗歌里。他想在诗歌中造成各种语言的交流、对话，比如说他有时候会从拉丁文转到中文， 再转到英文，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他绕来绕去总是围绕某一个点，就像意象派诗歌一样，有一个贯穿在各种语言里的意象，这样做技术难度很大，因为他的诗歌本身就是翻译。

这其实是翻译中的一个新的话题：如果文本本身就是翻译，那你怎么办？本雅明讲译文是不可译的，只有原文是可译的。庞德的诗歌其实是不需要译的。要译的话就选一个语种。说来说去他主要是英语诗人，所以我们也不要说得太过头，太夸张，他至少不是李白，不是汉语诗人。我们可以翻译英语部分，但是如果把外文部分全部翻译成中文的话，其实是违反他的诗歌宗旨的。

这里我得透露一个秘密，也是我作为译者的坦白。我的庞德翻译是在 1998 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在我的译文初稿里，我本来想保留庞德的多语种、译体诗的原样，只翻译英文部分，至于其他非英文的外国语，我都保留在诗里，只在脚注里提供翻译。这样一来，在中文的译本里，拉丁文、希腊文、法语、德语等等都同时存在，我觉得这是对庞德诗艺的最理想再现。可是，出版社编辑认为读者无法接受这样多语种的诗歌文本，要求我把它们全部翻成中文。可惜我当时还只是一个卑微的学生，讲话没有任何说服力，胳膊拗不过大腿，只能接受出版社的要求，但是至少我在脚注里说明原句子是非英语的外文。这个妥协是我作为庞德译者的最大遗憾。现在，一家出版社计划让我出修订版，我想这次或许可以说服出版社，让中文读者领略到庞德的多语种、翻译诗艺的风采。 

张：你描述的庞德翻译诗歌艺很有意思，这是不是说明他跟本雅明在语言观具有很大的相似度？本雅明在翻译中寻找纯语言⋯⋯ 

黄： 庞德是通过翻译去寻找诗歌，而诗歌正是他心目中的纯语言。 

张：这种诗歌用的是包含着多种语言要素碎片的纯语言，在这个方面他们非常相近是不是？  

黄： 是的，非常相近。庞德讲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一般总是一个伟大的翻译时代，或者紧跟在伟大的翻译时代之后”。在某种意义上讲，翻译是诗歌的最高境界，因为翻译是诗歌的归宿，是它的死亡与再生，这就是本雅明说的 afterlife。 

张：说到再生，在您翻译的中国古诗集当中，是不是可以将庞德对您的影响概括成：借鉴汉语的独有特色对英语语言进行创新。 

黄： 嗯，是。或者说，让汉语在英文里再生。像我刚才说的，我感兴趣的是两种语言接触的中间地段。赫尔曼•梅尔维尔称之为“致命的中间地”，就像两方交战之前片刻的静止，一旦越过，就会有人被杀掉，但是交战之前，双方都还是生动活泼，充满各种潜能。 跨过这个界限之后，经常一种语言会被另一种语言吞并，比如刚才说的half words翻译成“只言片语”，half words作为词汇的特色就被中文吞掉了，它的“异”就消失了。我翻译的诗歌， 就是在这两种语言之间来回穿梭，与其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还不如说是把两种语言放在一起，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像一个化学实验。在翻译实验中寻找、再创诗意，这跟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名言“诗是翻译中丢失的东西”刚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