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翻译学博导陈善伟谈译学词典研究

 译学词典研究是翻译研究成熟的标志之一，并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而发展。近几年来，在国家有关学术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译学词典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 但是还有不少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笔者借在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学习的机会，对香港中文大学译学词典编撰专家陈善伟教授进行了采访，主要内容包括译学词典研究与翻译教学。笔者将采访稿整理出来，希望与陈教授的访谈能够促进译学词典的进一步研究和探索，也希望他的教学、治学与人生态度能够给广大师生带来启迪，促进翻译研究的全面发展。

　　记者：请问您对译学词典中译学术语建设与翻译研究发展关系的看法是什么？

　　陈善伟（以下简称陈）：我们知道一种学问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有一整套术语来描述其研究对象、目的、方法、规律、定理的基本概念。术语作为传递信息的重要载体，在现代语言与文化交流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成为衡量某个国家科学文化发展以及某个学科先进与否的重要标准。

　　应该说，这些年来，随着国内外文化交流和翻译研究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译学术语在翻译事业发展和出版物质量中的重要作用，国家有关部门和学术机构也更加重视译学术语与译学词典编撰的研究，包括译学术语的功能、释义、标准化、语料库建设、译学术语词典编纂等问题，并积极地开展了活动。

　　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许多译学术语已经得到规范化，但是由于某些原因，目前译学术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诸如同一译学术语的不同译名或不同概念等问题，因此翻译学科的术语建设是当务之急。由于译学术语研究具有多学科的性质，因此我们应该从认知科学、信息科学、知识工程等多角度把译学术语当作一项战略资源来研究。

　　随着译学术语的逐渐规范化、科学化和系统化，翻译学科体系也会逐渐完善，并进而推动翻译研究的进展。由于译学词典可以科学、全面、系统地收录翻译领域的专业术语，可以使译学术语语言规范、内容明确，并准确反映翻译领域的知识概要，因此重视译学术语与译学词典的研究工作可以促进翻译研究的全面发展。

　　记者：Mary Snell在其《翻译研究的转向》一书中指出，翻译研究逐渐从以“操纵学派”、“目的论”、“解构主义”等为代表的“文化转向”，发展到21世纪，应该是一个语言、文化、方法等多元化的时代，是一个和平、对话而非战争（“make dialogue, not war”）的时代。陈教授，您认为我国的翻译研究应该如何实现与西方的对话以及在对话过程中所应注意的问题是否对译学词典编撰有所启示？另外，您的翻译研究动向会是什么？

　　陈：当前，由于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翻译理论建设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但仍与西方翻译研究存在一定的差距。所以我们一方面应该批判地吸收借鉴西方当代翻译研究理论，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努力运用中外当代先进的科学方法理论，把原有的优秀中外译论发展成更完善、更实用的新译学。

　　由于译学术语可以简洁、准确地反映出翻译研究的理论成果和发展状况，所以引进与掌握译学术语对我们来说是势在必行。但是引入西方翻译学术语要注意正确理解译学术语的渊源、发展、动向、内涵与外延等，避免因误读而影响译学术语的可信度；另外，所引入的译学术语译名在中国译学研究领域应该具有广泛的可接受性，这些在译学词典编撰中都应该有所体现。

　　电脑翻译是我目前的主要翻译研究方向之一。现代高度发达的电脑技术能够储存和处理大量的术语信息，而且随着互联网(Internet)在日常学习与工作中的广泛应用，人们越来越想了解电脑知识。电脑翻译虽然已有60多年的发展，但真正了解的人却不多。如果人们能够充分利用网上资源对翻译资料进行检索，就会避免很多重复工作，并能从事一些更加有意义的工作。在此基础上，我利用语料库，将电脑文献分成39类，然后从涉及的7000多篇文章中选取词目作为词条，准备编成《电脑翻译词典》（A Dictionary of Computer Translation）。

　　记者：William Frawley曾于1989年在《国际词典学期刊》提出“词典作为语篇”的观点，指出篇章语言学的七个特征可以指导词典的编撰，但是由于其主要焦点是词典语篇的信息结构与组织原则，没有重视对词典潜在功能的挖掘，因此有待进一步发展。那么，陈教授，您是怎么看待篇章语言学对译学词典的影响的？

　　陈：语篇一般定义为一系列连续的语段或句子构成的连贯的语言整体，整体上意义完整并且前后连贯系统。译学词典作为语篇是有别于其它语篇形式的。首先，译学词典的每个词条内容都是自我包含（self-contained）的，而其它的语篇形式一般有一个论题结构或逻辑结构,句子与句子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其次，译学词典的不同词条所提供的信息多数是由不同的编者所为，虽然由于时间与空间限制，编者对词条不可能详尽论述，而只能择其要而选之，但是这并不能保证译学词典的词条信息重点、长度能基本统一，这一点在译学百科全书中表现尤为明显；而其它形式的语篇一般是由同一位作者所为，所以在段落意义及长度控制方面就比较容易。第三，译学词典的编者应该以用户为导向，应该针对不同的用户需要提供不同的译学信息，或者是作为翻译实践用，或者是作为翻译理论学习用，或是作为翻译教学培训用。而许多形式的语篇作者则是出于个人爱好，并不一定考虑读者的需要。第四，译学词典一般是以描写性为主，就某个词条而言，要求尽可能包含所有相关重要思想，而其它形式的语篇写作方式则不受其限制。

　　记者：关于翻译理论、翻译实践与翻译教学之间的讨论一直是学者所关注的话题。您如何认识这三者间的关系？

　　陈：翻译教学应该体现翻译理论研究、翻译学科建设与翻译实践要求等的互动关系。在翻译教学中，翻译理论课程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应该非常全面。

　　因为翻译教学属于应用翻译学的范畴，无论是大纲制定、课程设置、教材编写还是教学方法等，都离不开翻译理论的指导，而翻译理论又是翻译教学的重要内容；另外，翻译理论课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尽量介绍翻译词汇，学生上完课后能基本掌握翻译学的共同语言，从而有助于他们阅读国内外的翻译文献，提高他们的科研能力，并加强他们与翻译界的沟通。在翻译教学重点方面，则应该有所选择和取舍，因为由于学期课时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

　　在此情况下，主要课题在正堂上讲授，次要课题则可在导修课中由学生讨论，如正堂探讨语言学、翻译学、语文学等，而导修课就讨论欧化句、理解、词典编撰学等。

　　但是由于翻译理论有自己的发展背景，不一定通用于其它文化的翻译实践，因此我们不能崇洋媚外，一味推崇西方的翻译理论，而应该从比较的角度，注意理论家的背景、理论的语言根据以及理论对于翻译的实用性，应该在有限的时间内令学生分清：有些理论是纯理论性的，而有些则是指导性的。

　　目前的大部分理论都是文学翻译理论（神似、阐释学等）和宗教翻译理论（五不翻、动态对等），但当今大部分的职业翻译人员的工作是实用翻译（公文翻译、新闻翻译、科技翻译等），这种理论与实用翻译文献实践之间的差距引来很多翻译理论不切实际的说法。事实当然并非完全如此，因为文学翻译与实用翻译的分界是人为的，我们不能简单分为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两个类别。

　　翻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翻译教学应该非常注重翻译实践，因为翻译能力的高低往往是衡量一个翻译专业毕业生是否达到要求的重要标准，因此翻译专业教师应根据翻译教学大纲的要求，以科学的方法指导学生进行翻译实践，实现翻译课的教学目标。

　　如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开设的课程，除翻译理论外，还包括计算机与翻译、机器翻译、政府及公共事务翻译、商业翻译、传媒翻译、法律翻译、科技翻译、电影与广告翻译、接续传译、同声传译等课程，所有学生都须在导师指导下，完成汉英、英汉长篇翻译项目，这是该系本科翻译课程的一大特色。

　　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除辅导课、口笔译练习与研究讨论课之外，还组织学生去内地参观学习与现场实习，并提供机会让学生在香港以及各种世界性的专门会议和学术会议上担任口译。该翻译学研究中心的优等生翻译学士课程学制为四年，在第三年，则要求学生进行为期一年的实习，为客户服务，以获得实际的翻译经验。

　　总之，翻译教学要明确教学目标，注重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密切结合，注意引导学生反省翻译活动的性质和最终目的并树立辩证的翻译观。翻译教学要勇于创新，如何充分利用本学校的优势才能为学生将来的发展提供最好的教育，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记者：您主编的《翻译在香港:回顾、现况与前瞻》（Translation in Hong Ko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一书，论述了翻译在香港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对香港翻译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翻译实践和研究的前景作了回顾和展望。您能简单介绍一下翻译研究以及翻译教学在香港的发展情况吗？

　　陈：香港的译者如果想适应不断市场的变化，就必须提高整体素质，加强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学习；而翻译研究的提高与翻译教学的改善会帮助改进翻译教学，并进一步提高大学培养出来的译者的翻译能力。

　　在香港政府资助的8所大学中，除香港科技大学外，其它7所大学均设置了翻译课程或翻译学研究中心。这些学校的课程设置都与市场需求紧密联系，开设了许多实用课程，如科技翻译、媒介翻译等各类文体翻译课程，为社会培养了大量实用人才，如香港有许多显性译者，如口译和笔译人才；同时也有大量隐性译者，如编辑、经理、国际贸易从事人员还身兼译者身份。